重新思考“光荣革命”：是“重生与倒退”还是“现代性的开始”？ — 新京报

伟大人物的传记或伟大事件的历史书籍不乏其人。 1688年至1689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一直是许多作家讨论和总结的话题。从托马斯·麦考利的经典著作《英国史》到特里·威廉的《英国革命：1688-1689》，光荣革命是“温和的”、“不流血的”、“贵族式的”、“保守的”、“非破坏性的”和“非革命性的”。这种辉格党叙事似乎主导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历史观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革命描述为“宗教革命”、“宫廷政变”或“王朝更迭”，重点关注中央与地方政府、国王与议会、国教与非国教之间的关系。近几十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发现，这场革命并不像过去所声称的那样不流血、“一致”或和平。武装冲突、争端、刺杀阴谋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殖民地盛行。对此最大胆、最具颠覆性的解释是史蒂夫·平卡斯 (Steve Pincus) 于 2009 年出版的《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他在书中认为，1688-1689年英国发生的事件有广泛的公众参与，英国饱受暴力冲突困扰。这是一种开拓性的变化，而不是防御性的变化，是激进的变化，而不是“复辟”和“第一次现代革命”的延续。平卡斯挑战了对 1688-1689 年光荣革命的学术解释，无论是辉格党还是修正主义者，以及对 17 世纪中叶英国内战和共和历史的学术解释。克里斯托弗·希尔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将1640年至1660年的革命描述为“彻底颠覆了世界”，而“1688年至1689年的革命无异于传统统治阶级的复辟”。希尔对 r 的描述进化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之一。这两种对革命的对立叙述在 17 世纪英国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支持者。 《1688年：第一次现代革命》中译本（广西聂永光译）供师范大学出版社读者，2025年），平卡斯强调1688年事件的革命性和现代性的意图可能更有吸引力。 1688年：第一次现代革命 作者：【英文】史蒂夫·平卡斯 译者：聂永光 版本：王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年 2 月光荣革命的“革命本质” 1688 年 11 月 5 日，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格鲁勒的奥兰治威廉率领大军在托贝登陆。英格兰西南部。这是继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登陆英格兰之后的又一次外国入侵。在此之前，奥兰治公爵威廉曾有过多次入侵。发布了一份公告，其正式标题是“奥兰治公爵威廉·亨利殿下关于军队进军英格兰的公告”。 《荷兰王国事业宣言》（简称《事业宣言》）的目的就是为这次入侵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乔纳森·以色列认为，荷兰共和国和奥兰治威廉王子为这次入侵做了详细而有效的准备。这种“密切合作”是“了不起的”（乔纳森·以色列：荷兰共和国：兴衰兴衰，朱英林译，天地出版社，2023年，第32章）。荷兰军队很快占领了许多城市，威廉在埃克塞特、多塞特、萨默塞特等郡发布公告。这个措辞是“事业陈述”的淡化版本。在入侵的前三周，英格·朗手下的大部分“骑士、牧师和市长”都采取观望态度，直到入侵结束后才采取行动。我们意识到威廉比詹姆斯二世的军队更强大。不久，詹姆斯二世带着刚出生的儿子逃往法国。次年二月，奥兰治公爵与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玛丽成为英格兰联合君主。英国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并发现自己陷入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1688年至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的历史大致如下。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描述这一事件的所有因素，也可以聚焦于兰达军队的入侵，强调对英国辉格党的支持，或者嘲笑英王詹姆斯二世“我们是否将此事件视为英国追求自由的标志或温和妥协的民族精神？”自18世纪以来，英国人从未停止谈论这场“革命”，在大革命百年期间，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 1789 年。当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和托马斯 (Thomas) 之间发生了思想战争潘恩、理查德·普莱斯和詹姆斯·麦金托什在英国对法宣战后逐渐衰落。甚至英国激进分子也“完全放弃了1688-1689年的革命”（1688年：第一次现代革命，第29页）。辉格党建制派对 1688 年革命的解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转向麦考利的《英格兰史》，然后渗透到特里·威廉的《英国革命》。即使是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也不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革命”或“决定性的转折点”（同上，第31页）。作为专业历史学家，平卡斯在序言中仔细分析了18世纪上台的辉格党消除“光荣革命”的“革命”性质并最终主导革命叙述的过程。他还 强调了十八世纪光荣革命的另一个记述。许多人“相信革命是一场政治、道德和社会革命”平卡斯的目标是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方面揭示1688-1689年事件的“革命本质”。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平卡斯《革命》 千方百计地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保持距离。在考虑 1640 年基佐的英国革命时，马克思强调了 1640 年英国内战及其后果的革命意义，将 1688 年至 1689 年的事件视为“非革命”的早期和晚期革命成就的巩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 (Christopher Hill) 描述了 1640 年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他强调 它的重要性。然而，平卡斯认为，并非所有革命都与阶级斗争有关，革命中的民众运动也与阶级斗争有关。ns“不一定是基于阶级的”（同上，第 39 页）。它用现代革命理论的不同视角来解释近300年来不同国家爆发的革命。关键要素是“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卡斯认为，在1640年至1660年间，在内战和共和国之间，“英国经历的许多巨大变化实际上都是短暂的”，而在1660年至1688年间，特别是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英国迅速成为一个专制政权”，“处于欧洲政治模式之中”（同上，第602页）。平卡斯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1688-1689年的英国革命是两套现代化计划之间的斗争。尽管詹姆斯二世在宗教、军事、贸易、税收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政策，并效仿法国路易十四，但他的反对者本质上是“革命者而不是共和者”。保守派”希望“更多的政治参与而不是执行。”“专制主义，只要英国奉行宗教宽容而不是皈依天主教，只要英国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而不是维持领土帝国，英国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因此，平卡斯认为，英国革命是法国专制政治与荷兰共和国发展模式竞争的结果，其中专制主义是国家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卡斯认识到“英国内战及其后果确实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性影响”，但他认为光荣革命，而不是内战或共和国，是“第一次现代革命”。区别在于“君主制本身的性质”（同上，第 60 页，第 3-604 页）。平卡斯在书的第三部分强调了暴力、广泛参与1688-1689年革命的分裂性质，从而强调光荣革命的“革命”性质，拒绝“不流血”、“温和”以及“贵族”和“非革命”的解释。然而，平卡斯所提到的三种革命特质在内战和共和国中也都存在，因此平卡斯从这个角度来区分17世纪的两次革命。这是出于必要。君主人格。然而，如果仅从君主制的性质来理解1688-1689年的革命，可能不足以称其为“第一次现代革命”。平卡斯因此为这场革命增添了“现代性”的维度，强调17世纪末的革命对于英国和世界历史来说是一次“转变”。影响。 《骑马的威廉三世》（1701）。革命的“现代性”和“现代性”是过于复杂的概念。 “它可以是一个想法（一种文化本能、一种时间感））或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社会情境、一个历史时期”（杰拉尔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和自我，罗英玲译，台北：韦伯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7页）。然而，平卡斯在使用“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化”等概念时，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其中“现代性”指的是“国家现代化”，并与此相关联。是 “国家政治的创新”和与过去“意识形态”的决裂。在此基础上，平卡斯指出，詹姆斯二世和他的对手都“认为自己正在奠定新的基础”，“而不是创建一个新的但不可改变的机构”（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第11页）。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平卡斯将 1688 年的革命视为两个现代化计划之间的竞争。 《1688年：第一次现代革命》第二部分 分析詹姆斯二世的政府计划及其影响，第四部分分析外交的变革性革命政治、经济、教会，详细揭示了这两个现代化计划的具体措施。平卡斯在描述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前后的英国社会时，重点强调当时的英国并不是麦考利及其同时代人所描述的“传统社会”，而是正在逐渐走向“现代社会”。 “1685年，英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一个农业资本主义社会。” （同上，第72页）平卡斯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制造业蓬勃发展，交通运输逐步完善，邮政、保险、金融、出版、商业等行业发达。因此，詹姆斯二世统治下的英国人对商业和外交政策的关注与对宗教和宪法的关注一样多。平卡斯认为这是理解政治、宗教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1685年之后。当然，许多读者想知道这个判断是否夸大了1680年代英国的社会性质。 （参见哈米什·斯科特，《一场革命的形成？跨学科历史杂志》，第 41 卷，第 2 期，第 227-242 页，第 233-234 页）平卡斯强调了 17 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性质，并详细介绍了蒙茅斯公爵的新教私生子查理二世叛乱的原因和后果。其目标之一是驳斥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即认为1688年革命是一场反对天主教的宗教革命。他认为，在詹姆斯二世统治下，宗教和政治不能完全分开。虽然这些口号表面上是针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但背后却有政治和外交的考量。詹姆斯二世即位后，试图废除这一制度。通过其审查法（规定只有信仰国教的人才能担任公职）它制定了刑法（惩罚那些不参加国家礼拜仪式的人），实行宗教宽容，争取天主教徒的权利，并获得不信教者的支持。这个计划在詹姆斯二世时期曾有不少支持者，但这些支持者很快就变成了反对者。詹姆斯二世并没有实行宽容政策。他允许天主教徒发言，但压制新教徒的讨论自由。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法令后，许多胡格诺派逃往英国，但詹姆斯二世不允许任何讨论宗教迫害的事情，也对胡格诺派怀有敌意。这位公开宣称是天主教徒的英国国王努力效仿高卢的专制政策，但他的措施很快就遇到了阻力。平卡斯认为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和强大的常备军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詹姆斯二世采取的现代化计划到 1688 年夏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它似乎已经消失了。 k国王即位，市议会和法律公司似乎很听话，审查制度控制着舆论，牛津和剑桥允许培训天主教牧师。国王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与非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法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审判后释放七名主教并不构成国王的失败。在平卡斯看来，詹姆斯二世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国王。他“谨慎有序”地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如果没有内外敌人有机可乘，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结论自然会引起质疑。如果像路易十四这样的人统治英国，难道不会发生光荣革命吗？威廉三世在托贝布里克瑟姆登陆（1688 年）。詹姆斯二世的反对者的现代化计划又如何呢？平卡斯认为，尽管反对者“已经制定了计划”，但他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计划”和“英格兰需要新的政府形式”。事实上，我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宗教问题。当詹姆斯二世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时，很多英国人可能还没有立即理解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詹姆斯二世的统治不仅危及宗教自由，而且危及英国的公民自由和法律秩序。然而，这些反对者的计划很模糊。一些人辩解 公民自由高于宗教自由，并寻求团结荷兰反对法国。有些人主张宗教宽容，但不确定宽容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看，约翰·洛克晚年对宗教宽容的持续思考是对当时欧洲问题的回应。威廉和玛丽统治后，宗教宽容采取了具体步骤，即“吸引尽可能多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加入教会”，同时容忍那些选择留在教会之外的人”（同上，第 537 页），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团结所有人。在“分裂的革命”一章中，平卡斯补充说，“反詹姆斯阵营的意识形态”是分裂的，保守党和辉格党都没有达成“共识”。1689 年 1 月，两派就国家状况展开了激烈辩论： 空置的王位或摄政。詹姆斯二世是被流放还是出逃（同上，第351-355页），谁被授予王位等等。两派内部也存在分歧。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对宗教自由和宽容的要求。关于什么是自由和宽容，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并没有随着威廉和玛丽登上王位而结束。詹姆斯二世仍然有 一群追随者。如果威廉的行为引起这些人的不满，他的王位受到的威胁就会增加，关于王权的争论就会增加。叛乱和国王的合法性永远不会结束。平卡斯揭露了革命的意识形态混乱，并以1696年刺杀威廉三世阴谋的揭露作为最终承认革命的象征，尽管对其有用性存在分歧，从而反驳了那些将光荣革命视为“共识”革命的人。那么革命者有共同的目标吗？平卡斯认为詹姆斯二世的所有反对者都是“革命者”，并相信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变英国国家和社会”，改变“英国外交和帝国政策”，“政治经济和英国国教”，导致“与法国的战争，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和1689年宽容法案的颁布，该法案得到了新英格兰主教的广泛支持”（同上）。第 594-595 页）。他对英国外交、政治经济和教会政治的新解释致力于反驳麦考利和他的观点。历史修正主义观点。总之，平卡斯认为，威廉上台后英国卷入反法战争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威廉将恐法症强加给英国人民，也不是针对天主教法国的宗教战争，而是“一场保护英国和欧洲的自由、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同上，第386页）。 “奥兰治公爵威廉，1688 年，在一场暴风雨后登陆托贝”（1832 年）。在詹姆斯二世统治期间，国王认为，在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上对英格兰最大的威胁是荷兰，而不是当时强大的法国。然而，臣民们表示：“路易统治下的法国在这一点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甚至在大革命后仍然持续。这些分歧在18世纪的七年战争期间持续存在。对于平卡斯来说，政治经济学也是革命议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詹姆斯二世和约书亚·柴尔德采取的政策是将土地视为土地的一部分。”它是财富的源泉，相信财富是有限度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零和游戏。尽管平卡斯对革命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与通常认为的重商主义类似，但他并不认为他认为1680年代和1790年代的辩论是关于重商主义或自由贸易，而是关于如何创造国家财富，认为辩论双方都认为“共同利益或国家利益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关于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学，我们相信财富将由勤奋工作的人不断创造，我们认为工作是财富的源泉，自由贸易有助于财富的流动。以土地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土地为基础的政治经济 劳动政治经济学影响了英国后期外交政策、政治规则、经济措施和道德的变化。 17世纪它反映在金融上特别是在土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之间的竞争中。谁能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谁就能使国家强大？平卡斯认为，“1688-1689 年的革命是两个相互竞争的现代经济计划之间的共同转折点”（同上，第 499 页）。这一解释反映了J.G.A.等学者的判断。 Pocock 和 John Brewer：政治经济学在 17 世纪末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至于教会革命，1689年的《宽容法案》部分实现了英国的宗教宽容，宗教政策总体上趋于温和，但天主教徒并没有享有真正的自由。不仅如此，政治抵抗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也逐渐深入人心。然而，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的专制现代化计划见效缓慢一样，威廉三世的现代化计划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尽管嘉兰革命似乎尽管君主权力、宗教宽容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英帝国主义的前景、宗派冲突、宗教派别、经济发展模式、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等问题在18世纪仍然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将 1688 年或 1660 年至 1832 年这段时期视为“古代政权”。对于平卡斯来说，反驳麦考利、特里·威廉等历史学家的观点或许很容易，但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言语来彻底扭转修正主义历史史学的革命性解释，并强调1688-1689年革命的“现代性”。威廉和玛丽收到《权利法案》（1902 年）。时尚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光荣的革命每个受到谴责的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专业。辉格党和修正主义者对光荣革命的解释，或者对 17 世纪末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之前的解释，正在开始被修正。本世纪初平卡斯的同事们。在《革命：英国君主制的大危机，1685-1720》中，蒂姆·哈里斯表达了他与史蒂夫·平卡斯的“协议”，称他“让史蒂夫和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欧洲背景自行其是”（蒂姆·哈里斯，《革命：英国君主制的大危机，1685-1720》，企鹅图书，2006年，第xiv页）。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苏格兰、英格兰和爱尔兰三个王国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各方势力都试图做出改变。奥兰治的威廉的到来似乎带来了一线希望。爱德华·瓦兰斯 (Edward Vallance) 对光荣革命的研究揭示了 1685 年之后的宗教不满如何导致了光荣革命。三国起义强调了这场革命的暴力和民众参与，并驳斥了辉格党和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革命解释（爱德华·瓦兰斯，光荣革命：1688年——英格兰为自由而战，N纽约：Pegasus Books，2008年，第1页。 16）。这些学者对光荣革命的解读被认为是一种后修正主义倾向。超越修正主义 大多数研究秋天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光荣革命并不局限于英国。从苏格兰、爱尔兰和欧洲的背景来看，这场革命是“暴力的”和“血腥的”，标志着现代国家形成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转折点。这种观点很快就进入了英国历史的流行教科书（见托马斯·莫凯蒂斯等人，岛屿与帝国：现代英国史，圣地亚哥：科涅拉学术出版社，2022），成为解释光荣革命的新趋势，并引发了历史爱好者的进一步争论。摘自纪录片《英国历史上的大谎言》（2017）。平卡斯的激进解读旨在与辉格党和修正主义史学的过去决裂，重新认识光荣R的“革命”和“现代”本质进化。一方面，这种具有挑战性的叙述让读者重新思考光荣革命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太多的疑问。第一个问题是1640年代至1660年代的英国内战及其余波与1688年革命之间的关系。尽管平卡斯在书中如此推理，但英国是在1685年之后才迅速建立了专制政权吗？即使抛开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解释，内战，特别是共和国的建立，似乎也不亚于光荣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性。在回应 17 世纪和 18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大卫·科莫 (David Comeau) 和雷切尔·威尔 (Rachel Weir) 的评论时，平卡斯指出，“1840 年代和 1850 年代的遗产是模糊的；查理一世在 1647 年之后放弃了他的现代化计划，并为保护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英国教会而奋斗。”平卡斯将革命时刻提前到了1643年，并接受了科莫关于1620年至1720年“漫长的革命时刻”的概念（David R. Como，Rachel Weil，Steve Pincus，《现代性与光荣革命》，亨廷顿图书馆季刊，）卷。 73、没有。 1，第 135-162 页，第 160-161 页）。平卡斯的这些回应表明他在不断调整他对革命的解释。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17世纪英国社会的本质。平卡斯认为17世纪的英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重商社会”，特别强调17世纪下半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这些评估属实，Joel Mokil 的问题就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 1700 年发生？”（参见 Joel Moker 的评论，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 70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第 510-515 页，第 512 页）。哈米什·斯科特 (Hamish Scott) 的分析表明，即使在 17 世纪末，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例如英格兰西北部、西南部和中部是“从社会结构和经济方式来看都是传统社会”。这些问题可能会引发对 17 世纪经济和社会历史的更详细和详尽的调查。其次，正如蒂姆·哈里斯指出的，尽管历史学家刻意保留了各自的研究领域，但平卡斯所强调的欧洲语境似乎是由法国主导的，而革命的关键要素荷兰却几乎没有出现。尽管平卡斯对詹姆斯二世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画，但他对威廉和玛丽在1689年至1696年间的政策和行动却含糊其辞。国王和王后深受各种势力的掣肘，领导显得粗心大意。即使在国内政治中，保守党在1688-1689年的革命中似乎也没有明确的立场。所谓的两次现代化计划最终导致了辉格党和詹姆斯党之间的冲突。威廉三世在蝙蝠博因河的标题（1781）。平卡斯只简单地提到了一位对18世纪上半叶英国政治局势有重大影响的詹姆斯党关键人物，即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并认为“1688年的竞选是詹姆斯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他儿子的出生”，“英国王位的继承是小事，关键在于更大的问题”。正如平卡斯所说，1 688年革命期间，辉格党和保守党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因此，区分雅各布派、威廉派、辉格党和保守派之间的当时舆论是否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读者还会注意到，为了强调他的现代性，平卡斯选择性地忽略了1688年革命等其他重要问题，例如宗教和继承。平卡斯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来审视 1688 年革命的目标，这是重大进步之一自修正主义以来，史学一直在发展。对两种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不仅让读者思考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本书也引发人们思考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其他革命的政治经济问题。然而，这两种政治经济对17世纪后期英国的影响是否存在明显差异，或者它们共同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英国？平卡斯认为，两种政治经济学都希望国家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是如何体现它们的“革命性”、“现代性”或改革的重要性。 Pincus 的大量工作假设读者了解 J.D.C. 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克拉克、约翰·布鲁尔和蒂姆·哈里斯研究与 17 世纪和 18 世纪英国历史相关的领域。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的评估中一些自相矛盾的表述所造成的混乱。1688 年至 1689 年发生的事件。比如，他相信詹姆斯二世的即位会受到民众欢迎，会很快平息蒙茅斯公爵的叛乱，但这个光环背后的阴影却被刻意忽视了。反对的声音从未消失，即使在叛乱被平息后，反对派仍继续在皇宫外活动。此外，虽然平卡斯没有以阶级斗争作为革命的标准，但他所称的“第一次“现代革命”似乎是一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式，甚至新的宗教形式。然而，这些主张仍然强调了英国的特殊性。这是否意味着回到辉格党历史？1688年：第一次现代革命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评论，从赞扬到 严厉的批评。平卡斯利用大量第一手文献，对从 1685 年詹姆斯二世登基到帝国崩溃的历史进行了多方面的描述。1696年刺杀威廉三世的事件，揭示了不同政治宗教派别、不同阶级面对国际竞争的复杂动机、反应和选择。他认为 1688 年至 1689 年的革命“彻底改变了英国，并最终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并将这种革命性的理解归功于伏尔泰、休谟和约翰·米勒等 18 世纪启蒙运动哲学家。当时，这些哲学家相信 1688 年革命是英国历史乃至欧洲历史的根本性变革。平卡斯赞同这些评论，并认为这场革命是在历史研究而非“政治定位”方面消解的，这实际上为新来者留下了更多空间。仍然需要重新考虑世界不同地区进行或重新进行的“革命”意味着什么，以及“现代革命”的性质和影响。撰稿/编辑：张Z审评/校对：李永波/刘军